苏轼：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北宋真宗时期，保州缘边巡检使（后为保州知州）杨延昭，确曾在大宋北部边疆“三关”——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安新区雄县）、益津关（在今河北霸州）、淤口关（在今河北霸州）一带戍守；杨延昭为号称“杨无敌”的名将杨业之子，本名杨延朗，为了避赵宋皇帝祖先赵玄朗之讳，改名杨延昭，其为杨业长子，但敌人契丹，认为他是本族克星——北斗七星第六星“六郎星”下凡，故呼之为“杨六郎”。可以说，北宋杨延昭与南宋岳飞，是两宋齐名的镇边名将。
可是，大家可知道，跟保州缘边巡检使杨延昭一样，曾在大宋北疆戍守的，还有一位文臣——“三苏”之一的“大苏”苏轼。
（一）
苏轼这个人，为人耿直，一生宦海沉浮，可以用“性格决定命运”来概括。因其仗义好气、慷慨凛然，身处王安石、司马光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却又如侍妾朝云所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不惜得罪宰执，所以屡遭贬斥，游宦各地。神宗死后，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开始“元祐更化”，苏轼被召入京，担任兵部、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为哲宗老师。
可惜好景不长，北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宋廷政治情势大变，苏轼遂受诏以“双学士”衔（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自京城出知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从此远离政治中心，苏轼自云：“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与杨济甫书》，《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于元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上，来到了北宋王朝的北部边疆，距今，恰好929周年（1093-2022）。
宋 河北东路
保州、定州，是北宋行政版图的极北重镇，正如苏轼自己《次韵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阙，兼寄子由》诗中所言“中山保塞两穷边，卧治雍容已百年”——中山，指定州，为战国及汉代之中山国旧地。保塞，北宋所置保塞军，今河北保定，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云：“保州，本唐莫州清苑县地，宋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中，升为州”。苏轼所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可称北宋北部边疆军政大员。
（二）
也许，作为北宋元祐文坛盟主的苏东坡，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与苏轼诗词名篇相关的为官地、贬谪地，如苏轼知杭州（作有《饮湖上初晴后雨》）、知密州（《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贬谪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可对于苏轼作为军政一体的北疆官长——知定州的背景和政绩，却不甚了了。
关于“苏轼知定州”的背景，主要原因是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元祐更化”的主持者——太皇太后高氏的辞世、哲宗赵煦亲政，太皇太后高氏可谓是苏轼政治上的“庇佑者”，元祐初，宋神宗一去世，尚受“乌台诗案”余音牵连的苏轼，立即被诏还京，历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更兼翰林侍读学士，成为小皇帝宋哲宗的老师。可以说，宋哲宗是在祖母级的太皇太后高氏“庭训”和苏轼的谆谆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其继位后久久不得亲政之逆反心理，与日俱增。
宋哲宗
故，随着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的辞世，宋哲宗亲征，小皇帝开始从政治上打压这批“元祐更化”时期，提拔上来的“元祐党人”，首当其冲就是苏轼，直接让苏轼去北守边疆，连陛辞皆不准许。
（三）
苏轼受命知定州后，曾上奏哲宗辞行，并在奏章中继续规谏哲宗忧心天下、缓行新法，可惜，宋哲宗这位小皇帝，太需要舞台展现“亲政”的帝王雄姿了，不见！学生皇帝虽然不逊，但苏轼却一心为家国，不辞辛苦，由京城远赴北疆定州。
定州北临辽国，辖七县一寨，军政责任重大。苏轼下车伊始，即定下“整军经武，振兴经济，关注民生”的治州方略，主政定州期间严明法纪、警众革弊，增修弓箭社、保国强边，扶危济困、鼓励生产，取得了不朽的政绩。
首先，整饬军务，惩恶布新。自宋真宗“澶渊之盟”以来，宋辽边界百年承平日久，武备荒废，军纪松弛，正如《宋史》云：“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
苏轼到任后，一见定州军政腐败，兵饷过低，军营破烂，官兵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的情况尤其突出，士兵毫无战斗力可言，强虏一旦入侵，必然一败涂地；立即整饬军纪，他颁布约法三章，对纪律松弛、偷盗、赌博、酗酒，严加整饬，果断地惩处了军队中赌博、酗酒、贪污军饷等之首恶张全（盗窃十二面铜锣）、孙贵（盗窃官银250余两）、云冀指挥使田平（贪污军饷九十八贯八百文）等人。为了加强边防建设，作为“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苏轼还亲自组织驻军操演，恢复了春季阅兵制度——“大阅兵”：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
当时的马步军副总管王光祖，作为老将，看不起被贬的文官“，怠慢军机。苏轼马上令人修书，准备上奏弹劾，王光祖立即惮服，使军纪大为严明。苏轼还向朝廷申请专款，修缮营房，使官兵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其次，加强边备，增修弓箭社。
宋廷于官军之外，本就有就地招募乡兵作为边防力量的补充。“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如，在定州等地组建民兵组织“弓箭社”御辽：“弓箭社 河北旧有之。熙宁三年十二月，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欲乞下本道逐州县，并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从之。”。
苏轼到任定州后，于元祐八年十一月复建“弓箭社”，并在“弓箭社”的基础上，发展民兵，组织各村各庄青壮年人，带弓而锄，佩箭而樵，边生产边备边，遇有敌情，击鼓相召，顷刻可招致千人赴前线自卫。“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足见其于军政之用心良苦。
（四）
作为文武双全、“羽扇纶巾”的儒将，苏轼知定州的六个月期间，创作古、近体诗32首（从《东府雨中别子由》算起，至《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依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四川大学教授邱俊鹏先生观点），其中近体格律诗19首，占59.4%，近三分之二，格律诗中律诗13首（七律12首，五律1首），绝句5首（全部为七绝），五言排律1首。足见，近体格律诗乃为苏轼定州诗歌创作之主体；其13首五、七言古体诗中，也有《雪浪石》、《刘丑斯诗》、《鹤叹》等名篇；另创作有传世词作《行香子》、赋作《中山松醪赋》各一。
苏轼知定州诗作在题材上，以吟咏幽燕地方风物的咏物体居多，如描写定瓷的《寄馏合刷瓶与子由》、描写当地“北药”的《紫团参寄王定国》等，其中咏物最为集中的，则是雪浪石。
现存于定州武警医院的雪浪石
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作《雪浪斋铭》云：“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其诗曰：
《雪浪斋铭》
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
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
雪浪石是苏轼在定州得到的奇石，黑色有白文，白文如水在石间奔流，形似雪浪，遂以曲阳白石所制芙蓉大盆盛之欣赏，并将其居室名为“雪浪斋”。
除上述这首以外，诗人还有两首同名的诗作《次韵滕大夫三首·雪浪石》，一古体一近体，专咏雪浪石，近体者曰：
次韵滕大夫·其二
我顷三章乞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且凭造物开山骨，已见天吴出浪头。
履道凿池虽可致，玉川卷地若为收。洛阳泉石今谁主，莫学痴人李与牛。
古风者曰：
次韵滕大夫·其一
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月先黄昏。
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
朅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
画师争摹雪浪石，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
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
此诗作于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是苏轼写给齐州通判滕希靖的一首诗。果然，《雪浪石》诗一语成谶，军政、民政一起抓，事无巨细的苏轼，并没有得到学生皇帝——宋哲宗的认可，随着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闰四月初，朝廷一纸诏书命下，苏轼自云：“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以承议郎远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从此一路南行，直至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半载主政之定州，也成为了苏轼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任主政地和人生足迹的最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