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姬姓晋氏，名重耳，约出生在晋武公十九年（前697年），是晋献公与狐姬之子。正如“伟大人物都是被逼出来的”所说，重耳刚开始也是一个无“雄心”的公子，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安乐窝”，可命运却一次又一次把他拖出来，逼着他向前。

“骊姬之乱”被迫出逃

公元前655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因“骊姬之乱”，重耳与一批跟随者不得不逃往狄国。重耳往狄国跑的原因有二；其一，狄国是重耳母亲的故国，且也是舅舅狐偃的故国，相当安全；其二，有交通之利，如狐偃所说 “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因为狄国邻近晋国,兼有“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之利,一旦时机到来,可以返回晋国成就谋求君位的大事。

当然以上想法只是舅舅狐偃的一厢情愿，重耳应该无此想法，原因很简单，重耳拒绝了回国继位的机会。

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内乱，继位的公子奚齐与卓子相继被杀。晋国国内大臣就想到了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不过大臣首先想到的是公子重耳。

于是大臣们派狐偃之兄狐毛来接重耳回国继位，结果重耳拒绝了，“负父之命，正义负音佩。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然后众大臣就选择迎回公子夷吾继位，是为晋惠公。

晋惠公八年（前643年），晋惠公在大致稳定国内局势的情况下，派杀手去除掉心腹隐患重耳，想进一步稳定自己的君位。已经在狄国居住十二年的重耳只得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齐国。

再次被“迫”流亡

去往齐国的途中经过卫国，卫君并不接待重耳。重耳一行只得继续前行，到五鹿这个地方时，重耳实在是饿的受不了，就找当地村民讨食物，结果村民给了一块土，吃惯了“锦衣玉食”的公子重耳那里见过底层人能吃什么东西，就只感觉受到了污辱，“大怒”，好在有赵衰提醒，重耳受而拜之。

到了齐国后，齐桓公以厚礼相待，还将宗室之女姜氏嫁给他，又赐车马二十乘。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又使重耳有了“不思进取”之心，就想在齐国安享晚年。面对随从的劝谏，重耳直接说；“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翻译就是“人生来就是为了寻求安逸享乐的，管其他的事干嘛，我不走，死也要死在齐国。”

多么像后来的“刘皇叔”，多么像一个普通（正常）人的发言。

重耳想享受生活，但他手下的随从们不想，他们有大志有理想。于是众人合伙灌醉重耳，用车装着重耳就离开了齐国。等重耳醒过来，弄清周围情况后，只剩下暴怒，拿起戈就要把此事主谋舅舅狐偃给杀了。

不过重耳又被手下“劝”服了，没得办法，又得重新上道，追求大业。

重耳一行先到曹国，受到曹共公观其裸浴之辱。到了宋国，因宋襄公刚刚被楚军打败，虽以国礼接待重耳，但无法给重耳实质的帮助，重耳一行只能继续远行。经过郑国 ，受到郑文公的冷遇，最终只得暂居楚国。

回国接手烂摊子

在重耳一行流亡在外时，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先是秦穆公助公子夷吾回国继承君位，条件是将晋在河西的八座城池赠与秦国，结果公子夷吾即位后违约，并在趁秦国大饥之时，发动对秦国之战——韩原之战。

结果晋军被击败，晋惠公被俘虏，晋国元气大伤，只得向秦国求和。晋国以太子圉为质，还有河西的八座城池等等，换回晋惠公。

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晋惠公死亡，太子圉从秦国逃回继位，为晋怀公。太子圉的逃亡使秦穆公相当恼怒，“召”重耳入秦，派兵护送重耳回晋国争位，想进一步干涉晋国的国政。

重耳在国内“重臣”的支持下，较为顺利的继承了君位，为晋文公。

即位之后，晋文公才发现晋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此时晋国对内；晋无公族，晋文公能依仗的就是跟着自己的家臣，而另一些支持重耳上位的大臣势大，他们的利益与晋文公不太一样，又轻易不能乱动。但更为紧要的是因韩原之战后，晋国需要大量征收军赋来弥补耗费的军力，导致晋国赋税十分沉重，所以“晋国当时高利贷盘剥十分盛行”，很多国人沦为债务奴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晋国迫切需要减轻奴隶债务和赋税来缓解社会矛盾。

对外；齐桓公死后，楚国击败宋国，维持“天下秩序”的霸主没了。且被看作“楚蛮”的楚国国力大增，“于是楚地千里”，又有宋、陈、鲁、许等国与齐国解除盟约，与楚国结盟，其势力直达晋国南境。晋国在这样的处境下，迫切需要加强军事力量，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与楚国抗衡。

也就是说此时的晋国国内已被刮穷，再刮下去，轻则“国人暴动”，晋文公逃亡，重则大臣叛乱，再换一名君主；但如果不“刮”，楚国很有可能打进来，晋国直接“灭亡”。

所以晋文公面临的情况只能逼着他改革，而且是“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改革。

晋国改革

其实晋国这个国家能一直保持强盛，就是因为在不断的改革。晋文公的改革大多延续前任的政策，并加以改良，再坚持执行下去。就如晋惠公的二项改革措施——“作爰田”与“作州兵”。

晋国因韩原之战，财力兵力大伤，且晋惠公又被秦国俘虏了。晋惠公为了讨好晋国贵族（国人），将属于晋公室的部分公田分给国人，以换取国人的支持，称为“作爰田”。而“作州兵”是将野人也纳入征兵体系，主要是为了补充兵源。

晋文公先稳住基本盘。推行“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即起用旧族势力，安抚和团结旧族，特别对一些德高望重的旧族给予高爵位，重新团结了贵族集团势力。

再在“作爰田”的基础上实行“列地以分民”，将一部分公田分给国人之下的“民”，进一步推动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再推行了“旧田半税、新田不税”的土地赋税制度，极大的扩展田地，大大的缓解了晋国国内的矛盾。

与此同时晋文公还确立了“贤、能”的用人标准，他将才华横溢的先轸升为中军元帅，还规定异姓宗族“掌其远官”。此项改革彻底否定了宗法分封制下“世卿世禄制”的任官原则，形成“食有劳而禄有功”的用人制度。

改革军制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与其他诸侯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为报答宋襄公馈赠的恩惠，于同年在被庐进行军事改革，将军队编制从上、下两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建立三军制，又规定中军将领为“元帅”，统管上﹑下二军，既是三军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即“军政合一”的体制。

晋文公“作三军”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亲自率领三军与楚国在城濮开战，称城濮之战。战争过后，晋国与鲁﹑宋﹑蔡﹑齐等诸侯国举行“践土会盟”，标志着晋国称霸，晋文公接任齐桓公，成为“霸主”。

但晋文公的改革也为日后晋国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即晋文公建立三军制以后，凡是作为晋国中军将领都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些异姓卿族登上了政治舞台，掌握军政大权后，趁势培植自己的力量，这些异姓卿族与国君争权夺利，甚至杀死国君，以至于导致晋国后期的六卿专政，最后三家分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