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

苏辙在诗文以及文论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真正留给后世的文学盛名，却是他的散文创作，也就是说，真正奠定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是他的古文创作。

关于他在这个方面的影响要放在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中来看，《宋史》当中有两条资料值得注意，如《宋史·苏洵传》载：……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这是苏辙早年初到京师的情形，在欧阳修的大力提携下，三苏文章名动京师，时人仿效者甚多，说明在此时，苏辙与父兄的文章已在文人群体间有一定影响。

之后，在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古文家的推动下，古文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时苏辙在“古文运动”里可谓是直接影响到了这场“运动”的走向，此期正值苏辙的中晚年，又由于苏辙的年龄在宋代古文六家中是最小的，而且一直活到了宋徽宗政和二年，活了七十四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他是长寿的，这给他带来了奇特的收获。

在唐宋文学史上，长寿给文人带来声誉者不乏其例，譬如陆游，他负有盛名的田园诗就是在晚年闲居山阴所作。

而苏辙晚年大部分时间卜居颍昌，他不但创作了三百多篇优秀诗篇，而且对当时的文坛还产生影响，苏轼第三子苏过曾在服侍苏辙，他在《叔父生日》中说：“斯文有盟主……手持文章柄，灿若北斗标”。

所谓“斯文有盟主”，就是说苏辙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手持文章柄”，是说苏辙是评定文章的权威。

正如朱刚所言：“唐宋八大古文家中最晚去世的苏辙，在徽宗朝的‘国是’环境下还生活了十余年，他的晚年创作，就颇能代表‘古文运动’的这个终结阶段。”诚如斯言，苏辙晚年确实是北宋“古文运动”中后期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

由于三苏的创作观念基本一致，而都擅长古文，所以他们都在古文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当时人们将他们称为三苏。

那么在三苏当中，作为弟弟的苏辙，他的创作与苏轼究竟有什么不同？由于苏轼负有盛名，已为世人所公认，如果把苏辙与乃兄作一比较，也可以对苏辙的创作有所了解。

苏轼曾言苏辙为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的特点，虽然符合实际，但他说苏辙为文胜过自己，难免让人生出谦让虚美之嫌。

我们来看苏辙怎么说，他晚年自己说：“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苏轼性格张扬，为文如行云流水；苏辙文如其人，平淡而有灵秀之气，因此苏辙的评语倒也符合两人的创作实际。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和苏氏兄弟交往密切，应该比较了解两人的作文情况。苏辙曾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就是苏辙著名的“文气说”，主张作家“养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因而秦观认为苏辙“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比较客观。同时，他也赞同苏轼说自己不如苏辙的言语。

如此看来，在苏辙的时代，他的散文已经得到世人的好评，甚至有人认为超过了苏轼。

那事实究竟怎样，苏辙的散文创作真的超过了苏轼吗？历史人物，最好由后人来评价，时间越久远，越能超越时代或情感的裁判，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譬如元代脱脱等人编撰的《宋史》评价苏辙：苏辙，字子由，……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

《宋史》作为官修正史，评论相对客观，道出了苏辙为文“汪洋澹泊”的风格，所谓“汪洋”，就是说文如苍茫大海，气势磅礴；而“淡泊”，是说文章内涵蕴藉，意境淡泊，有内秀之美，苏辙《王氏清虚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楼赋》等文章皆有此类特点。

这确与苏辙内敛的性格相似，而《宋史》对于苏辙的创作水平，给予了“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的评语，也颇为中肯。

苏辙确有一些创作，如《六国论》《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超然台赋并叙》等文章，笔力雄壮，文势汪洋，堪与东坡比肩。

到了明清时期，对于苏辙的评价越来越高，一些古文选本，如明朱右的《八先生文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都选入苏辙散文，茅坤把苏氏兄弟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实际上是承认和明确了苏辙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散文可以与韩、柳、欧、曾、王、苏等七家的散文可以并驾齐驱，甚至他在评论苏辙《汉昭帝论》中肯定了苏辙平淡的文风，还认为是“西汉以来别调也”，则是承认了苏辙散文创作风格的独特性。

政治史：“其齿爵优于兄”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活动处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系统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以及政治活动等，尤其文人党争，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政治文化中，作为主体的士大夫，主导了政治文化的发展及演进轨迹。而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及其党争中，苏辙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作为蜀党的重要成员，在文人党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人视为蜀党的党魁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苏辙，他在北宋政治文化史中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关于苏辙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以从苏辙在“文人党争”中的作用和作为“元祐名臣”两个方面去理解。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既是士大夫政治，又是文人相争的政治。

苏辙经历的党争，主要是熙丰、元祐、绍圣以后的党争。熙丰时期，主要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执掌朝政，苏辙在条例司任职期间，曾反对王安石的一些变法措施，譬如他在熙宁二年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在这个奏状里，苏辙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言辞非常犀利，招来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

熙宁二年八月，苏辙被贬出朝廷，长期在地方任职，后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更是不得其志，尽管他有“忘身忧国之诚”，反对新法，譬如熙宁九年，他曾写过《自齐州回论时事书》给皇帝进言。

但此时苏辙刚罢齐州掌书记，在京待命，所言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从熙宁二年八月至元祐期间，尽管苏辙反对新党的变法措施，但位卑言轻，在党争中并没有起到大的作用。

到了元祐期间，苏氏兄弟得到太皇太后高氏的眷顾，进入中枢，蜀党也在此期形成，一时，洛、朔、蜀三党开始争斗。

不过后续的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中对于苏辙并未提起，而是突出苏轼是蜀党首领的地位，那么作为蜀党的重要成员，那么苏辙究竟在党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洛、蜀、朔党争的根本原因谈起，三党的对立，根本在于思想的对立，正如与苏辙同时代的王岩叟指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

王岩叟是朔党之一，作为当时党争中人物的言语，可信度非常高，这就是说，洛党宗奉洛学，蜀党宗蜀学为本，而作为蜀学的奠基者之一苏辙，不可能不在蜀党的主要成员之列。

其次，苏辙在元祐期间，苏辙官至尚书右丞，位居宰执之列，成为元祐名臣。不是说某个人官位高，其政治方面的成就一定就高，而是说苏辙位居中枢，有了比较高的地位和权力，可以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元祐期间，苏辙积极进言献策，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苏辙在元祐期间，由于政治地位较高，在洛蜀朔三党的纷争之中，苏辙成了蜀党的政治领袖。

苏轼虽是蜀党党魁之一，也曾在元祐间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等职，但自从元祐四年，又到地方任职，由于不在朝廷，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起不了“职权”的大作用，因此苏轼在蜀党中更多地充当了精神领袖的作用；而苏辙官至尚书右丞，位高权重，在党争中充当了实际的政治领导作用。

因此他在元祐期间积极参政议政，但也成了政敌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这正是苏辙在党争中的作用，所以元祐期间，苏辙不但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又是蜀党的政治领袖。

到了徽宗时期，蔡京擅权，在他书写的“元祐党籍碑”中，苏辙名赫然名列宰执之臣，居元祐党人中第十一位，可见苏辙在元祐党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中，可以从新旧党人的言谈中看出苏辙在旧党中的地位，如元祐党人陈次升记载：“元祐更化，公乃还朝供职，二月，司马文正公当轴登，用正人，一时名流如刘挚、苏辙、范纯仁、王岩叟等并居言路”。

刘挚、王岩叟是著名的朔党领袖，而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曾在元祐年间拜相，且长苏辙十岁，而陈次升把苏辙与他们同列，且在范纯仁之前，可见苏辙在当时元祐党人心目中的地位。

所以苏辙是北宋蜀党的领袖之一，是确定的历史事实，这也成为现代学人的共同认识，由此可见，苏辙和苏轼作为蜀党的领袖地位是确定的，这也决定了苏辙在北宋党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苏辙是元祐名臣，“其齿爵优于兄”，是对苏辙年寿及其政治地位的评价，而文人党争，是北宋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苏辙作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新旧党争和洛蜀朔三党的纷争，所以他在北宋中后期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