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以为苏轼和苏东坡是两个人，长大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同一人。那个清冷才俊的苏轼，生命起点在梅州；而洒脱豁达的苏东坡，起点却在黄州。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苏轼这如破茧成蝶般的一生。

公元1037年，苏轼诞生于四川眉山。父亲苏洵给他取名“轼”，意思是车前的扶手，虽不起眼，却不可或缺，希望他能扶危救困。不过，别看苏洵给儿子取名这么有文化，他年轻时可是个“浪荡子”，整天不学无术，四处游玩。直到娶妻后，他才幡然醒悟，开始奋发图强。这不，三字经里那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说的就是苏洵呢。

童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常常游学在外，所以他的启蒙教育就交给了母亲程夫人。程夫人温良慈爱，满腹诗书，不仅是苏轼的学业导师，更是他的人格塑造者。

有一次，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被范滂铁面无私、坚守正义的精神深深打动。他好奇地问母亲：“如果将来我也像范滂一样，为了正义与小人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您会同意吗？”毕竟，在世人眼中，趋利避害才是明智之举。但程夫人却反问：“你能做羹汤，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让小苏轼深受震撼。

正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苏轼在日后的官场生活中，始终坚守初心，天真执拗地追求真理，哪怕要与他人以死相争。这种凌然之气，正是苏轼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公元1055年，苏轼迎来了人生大喜——洞房花烛夜。新娘王弗美丽聪慧，与苏轼琴瑟和鸣，共度了仕途起步的11年风雨。那些年，两人甘苦与共，情深意重。王弗离世十年后，远在密州的苏轼午夜梦回，泪湿衣襟，唯余“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在古代，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而苏轼的这段情感经历，却比科举之路更加动人。在苏轼的家族里，叔叔舅舅们都已金榜题名，唯独父亲苏洵屡试不第，心中那份不甘，可想而知。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苏洵再次踏上科举之路，这次，他带着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同前往。在苏洵心中，除了自己的功名梦，更多的是对两个儿子的殷切期望。毕竟，在那个时代，“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所有读书人的最大理想。

当时，礼部出的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时，眼睛一亮，被那洒脱豪放、见解犀利的文风深深吸引。但按照宋朝科举的规矩，考生试卷需由专人抄录，且不写姓名，以防作弊。欧阳修虽不知这文章出自谁手，却已断定作者必是个才华横溢之人。

本来，苏轼完全有资格拿下这场考试的第一名，但欧阳修却自信地认为，能写出如此佳作的，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为避免别人说自己偏袒，欧阳修便给了苏轼第二名。这场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真可谓是“神仙打架”，除了苏轼、苏辙

那场科举考试，进士中9人后来做了宰相，24人被写入宋史。欧阳修得知那篇佳作是苏轼所写，曾感慨：“30年后，世人或许就不记得老夫了，但苏轼，必将名震天下！”这便是“出人头地”成语的由来。

正当苏轼春风得意时，母亲程夫人却不幸离世，两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守孝三年期满，三苏决定重返汴京。途中，苏轼带着妻子王弗乘船，面对浩荡江水，他豪气干云：“故乡已远，我要去往更广阔的天空！”

到达汴京次年，苏轼兄弟又参加了制科考试，一举考中第三等。这制科考试，难度可比科举大多了，能考中第三等，真可谓是才华横溢。

宋朝300多年，科举选了4万多进士，但制科只考了22次，通过者仅41人，且一、二等虚设，苏轼的第三等，可是百年来的头一份！此后，他被任命为大理寺丞、签书凤翔府判官。

到了凤翔，苏轼名声在外，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好友，比如凤翔太守的儿子陈季常。两人脾性相投，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不过，这陈季常有个特点，就是怕老婆，这事儿在当时可是出了名的。

传说陈季常的夫人凶悍异常，稍有不顺就对他拳脚相加。苏轼得知后，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便是“河东狮吼”的典故由来。

四年后的公元1065年，苏轼回京做起了文史工作，本以为能过上悠哉游哉的日子，可好景不长，厄运接踵而至。陪伴他11年的妻子王弗突然离世，紧接着，父亲苏洵也撒手人寰。按照礼俗，苏轼不得不再次返回家乡，为父亲守孝三年。这段时间，对苏轼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灰暗的。但每一次的挫折，都让他更加坚韧，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

在这三年守孝期间，苏轼最常做的事就是在父母和王弗的坟前亲手栽种松树，这也成了他后来那首《江城子》中“明月夜，短松冈”的灵感来源。三年期满，苏轼重返京城，已是34岁的中年人了。岁月不仅带走了他的青春，也带来了更加深沉的诗句。此时，王安石变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安石是个心系天下的好官，苏轼也是；王安石是文学大家，苏轼亦然。两人在诗词上惺惺相惜，偶有唱和。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苏轼会全盘接受王安石的变革。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守和立场。公元1071年，苏轼因上书直言新法弊病，惹恼了王安石，遭御史弹劾。面对改革派的打压，他主动请缨外调，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在杭州的几年里，他寄情山水，与歌伎王昭云结下不解之缘，更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佳句。

公元1074年，37岁的苏轼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他听闻大将军王韶大胜西夏，心中豪情万丈，挥毫写下人生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词句间，一腔热血喷涌而出，尽显文人侠义家国梦。

那一晚，年近不惑的苏轼，在梦中与逝去十年的妻子王弗重逢，醒来后悲从中来，提笔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字字句句，尽诉衷肠，他深感孤独，怀念着逝去的亲人，包括远在他乡的弟弟。

转眼中秋，公元1076年的那个月圆之夜，苏轼望着天空中的明月，心中感慨万千，挥毫泼墨，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句间，尽显豁达与洒脱，却也难掩心中那份深深的思念与孤独。

公元1079年，苏轼踏上湖州这片土地，却未曾料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悄然逼近。按照惯例，他到任后需给皇上写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言辞间难免有些犀利。这不，就给那些小人留下了把柄，他们抓住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言辞，大做文章，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结果，苏轼到湖州刚三个月，就被御史台逮捕，锒铛入狱，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狱中，苏轼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出去，便与送饭的儿子苏迈约定，如果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就将饭食中的肉菜换成鱼肉，好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可某日，苏迈因事缠身，便托朋友给父亲送饭，那朋友哪知道这其中的秘密，竟送了一条鱼给苏轼。那一刻，苏轼的心，仿佛被什么紧紧揪住，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天日。

苏轼见到鱼肉，心如死灰，以为自己将命丧黄泉，于是写下了两首绝笔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鱼烂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尝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诗中，前半部分虽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后半部分真情流露，将兄弟之情描绘得深入骨髓，令人动容。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了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当时，新党们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最终，还是王安石那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起了作用，加上宋神宗想起了太祖皇帝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律令，苏轼才得以从轻发落，被贬到了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

黄州，是苏轼涅槃的地方。正如《影子》一书所写，从黄州走出了一个洒脱旷达的苏东坡。在这里，他完成了化茧成蝶的蜕变。他开始自称“东坡居士”，那州城的东边，也因此得名“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