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说命》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则表达知易行难的古训至今仍广为传诵——有许多道理我们都能够明白，并且在理论上能将其演绎到极致，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军事领域，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往往会造成纸上谈兵的现象——赵括是一名“出色”的军事理论家，他“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就连赵奢都辩论不过他，但当他亲自统领三军作战的时候，却毫无奇策，既不能临阵退敌，又不能全军而退，最终覆军数十万，为天下笑。

《孙子兵法》是兵书中的经典，其理论水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宋人苏洵曾在《权书》中提出质疑，他认为比较起来，吴起是军事家，而孙武则只是军事理论家。《吴起兵法》“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写得非常简单，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然而吴起本人却用兵无敌；他能用小国之兵来击破大国，又能用大国之兵来称霸天下。此人历仕卫、鲁、魏、楚多国，哪个国家肯重用他就能够实现国富兵强。孙武则不然，他最大的功绩是辅佐吴王攻破楚国，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的作用似乎并不突出，以至于《左传》里根本就没提到孙武的名字。而吴国在这场战争中先胜后败，并且还犯了三个原则性的错误。

孙武的理论水平很高，指挥能力却存疑

吴楚之战第一阶段：吴人不断侵扰楚国

吴楚发生在鲁定公四年冬季至次年秋季，《春秋》记载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次年夏季又记载说“于越入吴”，这是最原始的史料。

在《史记》里，这场战争的内容写得很简略，使我们难以知晓战争的经过。为此，《春秋通鉴纲目》整合《左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吕氏春秋》以及《韩非子》等书籍中的有关史料，将整个战事本末梳理如下：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弑君自立；两年后，吴王想要杀死公子掩余和烛庸，二人逃亡到了楚国，楚昭王将边疆的土地封赏给他们，令其侵扰吴国。子西警告楚王说吴国是周王室的胄裔，如今国力蒸蒸日上，楚国非但不与其交好，反而“强其仇以重怒之”，会构成兵端，楚王不听。

同年，吴王阖闾出兵灭亡了楚国的盟友徐国，并问伍子胥伐楚的时机是否成熟，子胥认为现在还不宜大规模伐楚，而是要采用游击的策略，不断地侵扰楚国，令其疲于奔命，以后再找机会偷袭。孙武也说：“民劳，未可，待之”，让吴王放弃了大举进攻楚国的打算。

前511年，吴国侵略楚国，取六与灊。十二月发生了日食，晋国巫师史墨预言说：

“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

认为六年之后的十二月，吴人将攻破楚国的郢都，但吴人最终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前508年，不堪吴人侵扰的楚国终于主动出兵伐吴，结果却在豫章遭遇了惨败，楚公子繁被俘虏。

吴楚之战第二阶段：吴人攻破郢都

前507年，楚国令尹子常侮辱蔡昭侯。蔡昭侯在归国途中沉玉于汉水，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于是，他北上中原，向当时的盟主晋国求援，希望能够联兵伐楚。晋国大夫荀寅想要向蔡昭侯收取贿赂，蔡昭侯不予，荀寅便借口晋国方有事于中山，无暇南顾，拒绝了蔡昭侯的请求。

蔡昭侯无功而返，但他仍不死心，昭告天下说：“天下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请为之前列！”楚人闻讯大怒，立即出兵攻打这个小国。情急之下，蔡人最终选择向吴国求援。

于是伍子胥对吴王说：“蔡非有罪，楚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认为楚国以大欺小，吴国支援蔡国是正义之举，理直则气壮，伐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吴王于是召集孙武来谋划，说：“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伍子胥和孙武说：“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吴王采纳二人的建议，与唐、蔡合纵，组成三国同盟，发动了伐楚之战。

面对咄咄逼人的三国联军，楚国左司马沈尹戌与令尹子常谋划应对策略，沈尹戌认为应当分兵两路，由子常领兵沿着汉水御敌、与对人展开对峙，沈尹戌则自间道而出，焚毁敌船，堵塞河道，与子常里应外合，共同夹击，必获全胜。但武城黑与史皇却对子常进谗言，说楚人都喜欢沈尹戌而讨厌子常，如果按沈尹戌的战略行事，则破吴的主要功劳都归沈尹戌，子常在朝中恐再难立足。且吴人是木船，楚人是革船，应当速战速决，以免船只破裂。于是子常不用沈尹戌的计谋，选择渡过汉水去与吴人决战，结果三战皆负，子常想要逃走，史皇极力劝阻。

柏举之战

十一月庚午，两军在柏举对阵，吴王的弟弟夫概认为子常不得人心，楚军纪律已乱，军士都没有死战的决心，如果吴军主动出击，楚人必定奔逃，但吴王否决了这个方案。于是，夫概说：“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他擅自率领五千兵马冲击敌阵，结果子常的步卒果然争相奔走，导致整支楚军阵脚大乱；吴人大军继出，大破楚师，子常逃往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柏举之战取得大胜之后，吴人继续侵入楚国，吴王选拔出五百名勇力的壮士，三千名善走的步卒，组成先头部队，与楚人接连五次作战，一直进攻到郢都城下。吴人围攻郢都不克，有五名大臣以死相谏说：“夫深入远报，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吴王大恐，召伍子胥而问曰：“可以退乎？”伍子胥说：“溺人者一饮而止，则无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认为应当让楚国彻底淹死，而不是让它溺水一下就完了，于是吴王继续进攻。

城破前夜，楚昭王秘密出走，楚国父老皆夹道送之。楚昭王哭着说：“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大为震动，都说：“有君如此其贤也！”于是竞相出击，“一夜而三败吴人”，为昭王出走赢得了时间。

次日，吴人攻破郢都。同时，楚将沈尹戌败吴师于雍澨，但他不幸负伤而亡。伍子胥入郢，求楚昭王而不得，于是发掘楚平王的坟墓，出其尸，鞭之三百。阖闾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

吴楚之战第三阶段：申包胥哭秦庭

楚昭王渡过睢水，遇到蓝尹亹正载着其妻儿逃命，昭王向他求救。谁知蓝尹亹却说：“自先王莫坠其国，当君而亡之，君之过也。”弃之而去。昭王只得逃入云中，不想中途被盗贼攻击，又得逃亡郧国。

郧怀想要杀死楚昭王，其兄郧公辛偷偷带着楚昭王奔往随国。恰逢此时吴国追兵赶到，对随人说：“周制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要求随人不要包庇楚昭王，并赂以汉阳之田。随人占卜不吉，对吴人说随国与楚国“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且吴人已经占领了楚国，一个楚昭王又还能有什么威胁呢？于是吴人离去。

当楚昭王流亡随国之时，楚臣申包胥只身入秦乞师，对秦哀公说吴国就像封豕、长蛇一样，既已吞食荆楚，日后也将危及秦国，秦人不应做视不管。秦哀公推辞说：“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申包胥为此依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深受感动，念起了《无衣》，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意出兵相救。

前505年夏季，吴师久驻于楚，越人趁机入侵吴国，被吴人击退。秦哀公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命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从申包胥以救楚。秦人令楚人为向导，先与吴人战，然后自稷而会，共同击败夫概，收复失地。

七月，秦楚联军攻灭吴国的盟友唐国。九月，夫概自立为王，与阖闾交战而败，随后反戈投降于楚，吴国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同月，吴师败楚师于雍澨，但秦师紧接着击败吴师。楚人焚麋而战，于公婿之溪大败吴师，伍子胥说：“彼楚虽败我，余兵未有所损我者。”想要继续作战，独孙武说：“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请求回国，于是吴王阖闾下令撤军，退出了楚国。

十月，楚昭王复归于郢都，楚国亡而复存。

《吴越春秋》记载孙武提议罢兵回国

吴楚之战中，吴人的三大失策

在各种史书的记载中，吴楚之战期间，吴国的主要指挥官是吴王、夫概与伍子胥，并未提及孙武，只有在《史记》、《吴越春秋》等汉代史书中才突出孙武的奉献。无论孙武是否是本次大战的指挥官，吴国在战争期间犯了三个错误，与《孙子兵法》里的告诫自相矛盾，导致先胜后败。

第一大错误：《孙子》云用兵五事，其一为“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要占领一个国家，必须得令其国人顺服，要采用各种怀柔的手段来使百姓与我同心，令其不产生反抗的情绪。楚人厌恶子常，吴人驱逐子常后应重修楚政，安抚百姓；然而，吴人攻破郢都后却大肆虏掠，将领皆争相霸占楚人的妻女，乃至于公报私仇，纵火鞭尸。吴师本是辅助小国的正义之师，结果却成了残暴的侵略者，所以吴人在楚人的反抗下，最终被驱逐；

第二大错误：《孙子》云“夫兵久而利国者，未之有也。”吴师客居楚国，自冬及秋，无日不战，转输疲矣、民力竭矣。又未能捕获楚昭王、绝了楚人复国的希望，至于“去国越境而师”，长期深入绝地之中，时刻都有覆灭的危险。故《孙子》云：“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遂有秦人之师焉；

第三大错误：《孙子》云：“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讨伐一个大国，要采用速战的手段，使其来不及动员全国的兵力。同时要威加四海，令其他国家不敢干涉，只能袖手旁观。吴素为蛮夷之国，不曾威加中原，其盟友也只是唐蔡之类的小国，故而于越敢袭其后，西秦敢攻其外。指挥官料不及此，遂无功而返。

故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孙子兵法》料敌如神，然而孙武指挥作战，犹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