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兴宗的贪念：索还关南之地

宋辽缔结《澶渊誓书》后，两大强权各自建立了朝贡系统，稳定了东亚的国际局势，奠定了东亚和平安定的基础。经过四十年的和平相处后，辽兴宗（1031—1055在位）想趁宋朝被西夏打败的机会，扩张契丹国势。

《辽史》中载：重熙六年（1037），上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萧惠说：“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兵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萧孝穆则劝兴宗：“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兴宗听从萧孝穆的意见，就没有采取行动。

重熙九年（1040），兴宗谈到后周世宗取关南十县，慨然有南伐意，萧孝穆进谏：“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烝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次年，兴宗对宋人的国书不合礼，又想动兵，被老臣张俭劝止。《辽史》中载：“会宋书辞不如礼，上将亲征。幸俭第……徐问以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问之，何必远劳车驾？”兴宗同意，遂派使节提出归还关南地的要求。

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1042）三月，契丹遣宣徽南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亦作萧特末）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同修国史刘六符至宋廷交涉，以索还周世宗北伐取得的关南十县之地，且问兴师伐西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

临危受命，富弼舍生忘死出使契丹

宋廷已经预先探听到契丹将有动作，于是在正月挑选出使人选，但群臣都不敢前往。宰相吕夷简举富弼，富弼见仁宗，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仁宗命富弼为接伴使，又以贾昌朝为馆伴使。

二月，富弼至雄州，契丹使入境，萧英称足疾不拜。富弼说自己曾经出使，即使当时有病，仍应按照礼节行礼。萧英立即醒悟，命人扶起自己行拜礼。富弼在与萧英谈话时留意探听来意，萧英竟偷偷告诉富弼兴宗的目的：即可从，从之。不从，更以一事塞之。宋廷的原则是不许割地，许以信安僖简王允宁女出嫁契丹太子梁王洪基，或者增加岁币。只有富弼和贾昌朝不赞成联姻。

三月，契丹使呈递国书，大要如下：

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窃缘瓦桥关南地是石晋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兴一旦之狂谋，掠十县之故壤，人神共怒，庙社不延……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如此，则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并指出太宗北伐师出无名，且直抵燕蓟；又谓西夏与契丹是甥舅关系，宋人对西夏开战，应当先通知契丹。此外，又谴责宋人增加边境防御工事。

四月，仁宗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国信使，西上门使符惟忠为副使。宋回复契丹朝的国书主要辩称关南地是后周取得，与宋无关。并指出太宗当年出师讨北汉，因契丹援助北汉，才转而北征。又解释宋讨伐西夏曾经通报契丹，且并没有积极增加边备。

七月，富弼等至契丹朝廷，以联姻及增岁币的条件与刘六符谈判：

刘六符：“北朝皇帝坚欲割地，如何？”

富弼：“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败盟。假此为名，南朝决不从。有横戈相待耳。”

刘六符：“若南朝坚执，则事安得济？”

富弼：“北朝无故求割地，南朝不即发兵拒却，而遣使好辞更议嫁女、益岁币，犹不从，此岂南朝坚执乎！”

富弼见契丹主：“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

兴宗：“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关南故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也。”

富弼：“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也。”

并问若用兵，北朝能否保其必胜？兴宗说不能。富弼说：

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

兴宗领悟点头。至于关南地，富弼说：

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

兴宗又问，西夏对契丹称藩尚主，宋为何对西夏用兵，不通知北朝？富弼反问北朝伐高丽、黑水，为何也没有通知南朝。

富弼告诉刘六符，宋帝认为北朝想得到关南地，不过是为了租赋，宋方愿意以金帛代替土地。

在与兴宗一起出猎时，兴宗说割地和好才能长久。富弼答：“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岂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则南朝必以失地为辱矣。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

刘六符又提出和亲。富弼反对，说：“结婚易以生衅，况夫妇情好难必，人命修短或异，则所托不坚，不若金帛之便也。”又说南朝帝女年纪太小，而且嫁女的嫁妆不过十万缗。于是，兴宗命富弼回去带誓书来，由他选择条件。

“纳币”还是“献币”，力争岁币的输送方式

富弼回朝。皇帝命他起草国书两封和誓书三封：如和亲就没有金帛，若契丹能令西夏对宋进贡（令夏国复纳款），则增岁币二十万。富弼建议于誓书中增加三件事：一、两界塘淀不得开展；二、各不得无故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诸色人。

富弼出发后怀疑国书、口宣及诏书与原来议定的条款有所出入，遂打开文书，果然发现问题，原来宰相吕夷简将密封的誓书改换了词句。

富弼立即赶回汴京面见仁宗，指出吕夷简欲置他于死地。仁宗命知贡举的王拱辰照原意重写后交给富弼，富弼才再度前往。

最终富弼于八月与契丹订立《庆历誓书》（又称《关南誓书》），宋答允增加二十万岁币，而岁币的输送方式经富弼力争，最后仍以“纳”币名义输送。双方的辩论如下：

兴宗：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

富弼：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

兴宗：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

富弼：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继先皇制盟好，故致币帛以代干戈，盖惜生灵也。岂惧北朝哉？今陛下忽发此言，正欲弃绝旧好，以必不可成冀相要耳。则南朝亦何暇顾生灵哉？

兴宗：改为纳字如何？

富弼：亦不可。

兴宗：誓书何在？取二十万来。

富弼答应。

兴宗：必与寡人加一纳字，卿勿固执，恐败乃主事。我若拥兵南下，岂不祸乃国乎！

富弼：陛下用兵，能保其必胜否？

兴宗：不能。

富弼：胜未可必，安知其不败耶？

兴宗：南朝既以厚币与我，纳字何惜？况古有之。

富弼：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亦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更有此理？

兴宗默然。见富弼词色俱厉，知道不能达到目的，说：我自遣使与南朝皇帝议之。若南朝许我，卿将何如？

富弼：若南朝许陛下，请陛下与南朝书，具言臣等于此妄有争执，请加之罪，臣等不敢辞。

兴宗：此乃卿等忠孝为国之事，岂可罪乎？

富弼退出后，指帐前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尚可逾，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上也。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可诺。”

九月，契丹使耶律仁先、刘六符持誓书至宋廷，仍要求用纳字，誓书里明写令夏国纳款这件事，兴宗不悦，要富弼改，富弼拒绝。但晏殊答应在国书中用纳字，和议成。

这次的外交谈判，应当注意的要点是增加岁币的性质，即十万岁币用来补偿契丹放弃土地与和亲的要求，另外十万岁币是契丹答允要求西夏对宋臣服的报酬。

富弼的功劳：不费一兵一卒扭转辽夏交侵的危机

宋辽缔结的第二个和约，进一步巩固了东亚的长期和平。富弼不认为这次外交是自己的功劳。他指出，契丹、夏两国具有可与中原比拟的高度文化，而且有中原王朝所不及的武力，所以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古代的夷狄。显然，富弼担心契丹、夏（西北二敌）联手对付宋，因此主张对契丹让步。从这次谈判过程来看，富弼与刘六符和辽兴宗的交锋，未失立场。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则比较保守。富弼在谈判中只好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灵活应对。他自作主张地拒绝了兴宗和亲的要求，这也许受当时儒家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也是宋人在国家力量不如汉唐的现实下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一点吧。

有些宋臣，如欧阳修认为己方遭受侮辱，说：“前者刘六符之来，朝廷忍耻就议，盖为河朔无可自恃，难与速争，须至屈意苟合，少宽祸患。”后来王安石也认为订立《庆历誓书》是耻辱。但富弼的好友苏舜钦（1008—1049）则非常赞赏富弼的外交成绩。他曾赋诗《寄富彦国》称赞富弼，诗中描述了富弼出使的整个过程，中有描写当时汴京城百姓的感受与激昂情绪的诗句：“旆旌威迟还上国，所至观者如倾江。杖父奔蹶喜出泣，妇女聚语气激昂。”苏舜钦的赞扬也许稍显夸张，不过不费一兵一卒便扭转了当时契丹、夏二敌交侵的危机，富弼终究还是功在国家。

南宋时常有人忆起富弼的功劳，如周紫芝的《读郑公奉使录》有如此感想：

黠虏难交玉帛欢，只因献纳是争端。

郑公不请长缨去，有口真堪伐可汗。

诸公有意勒燕然，不道昭陵闭玉关。

却遣毡裘窥汉鼎，拜公遗像独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