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的民族关系思想

富弼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嘉佑年间拜相，北宋著名政Z家、军事家、外交家。

富弼自幼勤奋读书，才华横溢受到范仲淹、晏殊的提携，仁宗宝元元年党项元昊僭号称帝，大举攻宋，富弼屡次上书陈述治夏之策；庆历二年三使契丹，临危不惧，廷折辽主，维护了国家利益、表现出高度的爱国情操，后受命宣抚河北，积极备边守御，为仁宗所倚重。

富弼多次参与边防廷议，又曾出使契丹、宣抚河北，不但通晓边事而且熟知契丹虚实，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其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富弼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如下几个观点所组成：

一、古今夷狄不同

五代十国、辽宋夏金时期，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在制度上、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前代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促使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北宋统治阶层对此多有论述，形成了一股“古今夷狄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潮。

在富弼看来，契丹、党项不同于古之匈奴、突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占据了传统上属于汉族统治的一部分土地，并且在制度上、文化上向“中国”学习，昔日武力强盛、文化落后的“夷狄”正在逐步“汉化”，并兼胡汉所长，从而在“华夷”对抗中处于战略优势，中原王朝倘若以古之“夷狄”待之，必将导致严重的国家危机。

富弼认为，要抵御并拥胡汉所长的辽夏，必须在军事上、政Z上、外交上制定新的策略，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守御河北。燕蓟自古为中原屏障，辽据燕云十六州，使北宋处于战略劣势、易攻难守，毗邻燕蓟的河北地区便处于辽宋对抗的最前沿，其重要性大大增强。

富弼认为，河北天下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北宋失燕蓟屏障，河北战略地位上升；二是河北民风强悍，士卒勇猛，得之为益，失之为患。

同时，富弼认为，守御河北必须对现有防务进行调整：在战略布局方面，强调按照战略地位的不同分屯兵马，以三十万众守御河北，各军相互呼应，从而解除契丹长驱之忧；在选将方面，富弼坚持拔除“赃污不才、年老昏昧”之将，精选能臣，久任边关。

至于兵卒，富弼主张以北边劲兵替代南兵，以土兵守御本军州。屯兵方面，富弼认为以河南、江淮之粟供给河北驻军，就可以达到“宽河朔之困民”“师有余力”的效果。

第二，重用宗室。富弼曾数使契丹，熟知契丹形势，在他看来，契丹以宗室掌国政、以诸王为藩篱的做法颇有可取之处。对此宋廷当效法契丹、重用宗室，从而达到“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的最佳状态。

第三，“以夷狄攻夷狄”。宋仁宗时期，辽夏结盟抗衡北宋，严重威胁北宋国内的安全，对此富弼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要解决这种不利的外交局面，必须“以夷狄攻夷狄”，联合高丽牵制契丹兵力，使其“不能尽锐以来”。

富弼主张联合高丽牵制契丹，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高丽“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读书礼仪之风不减于中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二是“高丽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岁敛取过重。”三是“高丽败契丹兵三十万，匹马只轮无回者”。

这样一个既拥有一定军事力量又仇视契丹倾慕华夏的国家正是牵制契丹的最佳对象，对此，富弼认为朝廷应许“高丽进贡，遂其久志”，为我所用，制衡契丹。同时富弼还认为，在“夷狄”相争之时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之全力相斗，从中获利。

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亲征西夏，富弼上书仁宗认为应当抚慰西夏，“所宜多方容纳，令无备我之心，则必尽力与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搏杀，两有所损，此朝廷之福，天所假也。”

二、夷狄贪婪好利、畏强侮弱，“为患深浅，系其强弱，亦系中国盛衰”

任何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入侵这两个基本问题。富弼认为自古皆患夷狄，“夷狄”侵犯边境的根本原因是本性“贪惏”，贪中国之财。至于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入侵，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何策最佳，但其实质上是不尚征伐的。

在富弼看来，重币贿赂之术优于征伐，这也是与其夷狄贪婪好利的思想相一致的。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夷狄贪婪好利观更是富弼应对各种问题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契丹图困北宋的根本原因不过是贪中国之财而已，故其屡用金帛之术解决外交危机。

庆历二年(1042年)，富弼出使契丹，辽兴宗以南侵相迫索关南十县，到契丹后，刘六符到别馆设宴。富弼说：“契丹国主与中原互通友好，这样作为国主独享其好处，但臣下一无所有。如果要发动战争，就会利益全部归于臣下，而国主就要承担祸患。因此奉劝发动战争的人都是替自己考虑罢了。”

富弼又劝告说：“如今宋朝疆域辽阔，精兵百万，法令严明，契丹如果打算发动战争，一定能获胜吗？即使获胜，损失的军队马匹，是群臣负责，还是人主负责？如果互通友好不断绝，岁币全部归人主，群臣又能享有什么利益呢？”

契丹主彻底觉悟，不断地点头加以肯定。

于是，契丹索地不成又欲和亲，富弼坚决反对：“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齎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于是，“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夷狄之心，畏强侮弱”、“为患深浅，系其强弱，亦系中国盛衰”是富弼对民族关系的又一重要认识。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天性“畏强侮弱”，“夷狄”服叛与否，与“夷狄”自身实力、中原王朝的强盛与否，以及中原王朝对待边疆问题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就宋朝的实力而言，以武力征服契丹、党项是非常困难的，“示人以强，犹惧不振”，示人以弱，过于强调温和怀柔是不能让“畏强侮弱”的“夷狄”臣服的。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9年），党项元昊称帝嫚书至京，宋廷震动，举止失措，富弼批评朝廷待夏使过厚。

西夏忽叛，宋廷恐怖张皇，举止失措，征兵遣将耗费巨大，却于宝元二年（1040年）下诏购募元昊首级，富弼认为元昊负恩背叛应“伸征伐之权，快人神之愤”，购募之术是“乱秦末世之事”，如今国家征调大军，胜败未知却“偷募苟求，潜谋窃取，似同盗法”，如此行径，“适足示弱”，是为夷狄所轻。

客观地说，富弼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开拓性的。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富弼无法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的历史意义，但他却敏锐地觉察到了党项、契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变化，更是从地缘上、文化上、制度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古今夷狄不同的思想观点，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富弼以契丹为榜样，重用宗室的做法更是冲破了传统的贵华贱夷的藩篱，其思想无疑具有开放性，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的又一强音。

在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入侵方面，他是倾向于怀柔的，但在如何怀柔的问题上，他又坚持怀柔有度，不可待夷狄过厚，在他看来，夷狄本性“畏强侮弱”，过渡强调怀柔四夷会造成示人以弱的不良后果。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再度伐宋，一路出保州（河北保定），长驱河北，进逼开封，一路进攻河东，连破太原、西京，两军会师开封平灭北宋，无情地证实了富弼守御河北、兼顾河东政策的正确性。

范仲淹的民族关系思想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屡任要职，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庞籍等共御西夏，颇有成效，后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生前身后颇得赞誉，元脱脱曾称他为“一代明世之臣”。

范仲淹曾掌西北军事，熟知边事，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着很深的认识，形成了比较丰富和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具体来说，由以下两点组成：

一、“王者无外”

“王者无外”的思想自古有之，《春秋公羊传》称：“王者无外”。司马迁亦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东汉荀悦曾说：“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

概括地来说，传统的“王者无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王者为天下共主，无论华夷，皆是臣妾；二是用夏变夷，天子当教化四夷，仁德遍及天下。

在实现途径上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大举开边、征伐四夷，将“夷狄”直接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如秦皇征百越、汉武伐匈奴。二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平的文化扩张，即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作为宋代大儒，范仲淹的“王者无外”的思想观点与前代一脉相承，他曾作《王者无外赋》，生动地描述了“王者无外”的理想景象。应当说，范仲淹的《王者无外赋》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夷夏和睦的理想。

北宋积贫积弱，辽夏强悍骄横，宋朝并不具备“混同夷夏”、“四海为家”的实力，党项屡犯边疆，契丹常年窥伺中原，“上下交泰”、“远近咸和”更是无从谈起。

在理想与现实的挤压下，范仲淹的“王者无外”思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折衷。概括的来说，其“王者无外”的思想观点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第一，天子为天下共主是“王者无外”思想的核心和先决条件。范仲淹认为，“王者无外”不仅仅是一种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天子治理国家、抚育四夷的理想境界。而在这其中，“九夷八蛮，无非臣妾之者”，天子为天下共主是这一切的基础。

与传统的“王者无外”观不同的是，范仲淹强调的天子为天下共主，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臣属关系，而并非直接统治“夷狄”。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元昊称帝立国，连年侵宋，后国内困于点集，始有和意。庆历元年（1041年），元昊遣使致书欲和，范仲淹因其既无表章又无诚意，遂作《答元昊书》以复。

他认为，元昊自比契丹，以帝号抗礼“中国”是不可以接受的，如若效法汉唐，自称单于、可汗，则“于本国语言为便，亦不失尊贵”。若元昊去帝号，称单于、可汗，谢罪朝廷，“臣贡上国，存中外之体”，则可“休兵息民”，“上下共其美利”。

同时，范仲淹还提出了宋夏议和的四个条件，即谢罪朝廷、去帝号、臣事中国、贡臣官名得体。其后范仲淹又上书仁宗：“今西戎恡，不足与争，但名体已顺，余可假借，以成和好。”由此可见，范仲淹所坚持的西夏为“中国”藩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臣服，并不谋求获得对西夏实质上的统治权。

第二，仁德并施、恩信并立是实现“王者无外”思想的基本途径。在范仲淹看来，实现“王者无外”的最佳方式便是以仁德、恩信抚慰、招纳“夷狄”。

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并没有传统的“王者无外”思想中那种强烈的统一天下、以夏变夷的使命感，他以仁德、恩信怀柔四夷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谋求边疆的安定。

宋夏自交战以来，双方在横山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又以争夺横山蕃部最突出。对于横山蕃部的重要性，范仲淹有着清醒的认识，基于此，范仲淹颇以仁德、恩信招纳横山诸蕃，争取民心。

康定元年（1042年），延州蕃户无粮，范仲淹牒延州，令其出粮赈济，同年十二月又上书仁宗为蕃部首领请赏，乞赐“红缨、交椅”。环庆路蕃部诸多，颇与元昊勾结，反复无常，范仲淹以“法度所以示信也”，先犒赏诸蕃，又立条约约束蕃部，自此环庆一路蕃部“为汉用矣”。

范仲淹对蕃部质子、首领也多以友好信任待之。应当说，范仲淹以仁信治诸蕃的措施还是卓有成效的，范仲淹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第三，“无党无偏”、“有生之民皆为赤子”是其以“王者无外”思想对待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北宋时，以夷狄为禽兽、异类的蔑视夷狄观甚为流行，诸如“羊犬”、“蛇豸”之类的蔑称不绝于书，‘“夷狄”已经等同于非人的禽兽，而在范仲淹所上奏章中此类称谓极少，其称西夏，多以“贼”、“敌”代指。

范仲淹在其《答元昊书》中明确的将少数民族与汉族提升到平等的层次，认为他们都是“赤子”。范仲淹这种不以“夷狄”为禽兽、无藩汉之限、以天下之人皆为赤子的观念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范仲淹的这种“无党无偏”的思想观点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它是一种臣服于汉天子下的“平等”，强调的只是“王者”对待臣仆们应有的不偏不倚的态度。

实际上范仲淹对少数民族还是充满了警惕感的。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范仲淹就以“蕃情黠诈，畏强陵弱”为由上书仁宗，希望不以蕃部熟户为正兵，其警惕之心显而易见。

二、持重守御

自元昊侵宋以来，朝中诸臣颇议攻守，韩琦、夏竦、尹洙等人持攻策，倡言大举出兵，一举夷灭西夏。庞籍、田况等人则持守策，他们认为西夏境内“山川道路，我军素未轻涉”，以蕃人为向导，“则其奸诈不可不防”，同时远征强敌，后勤运输艰难，坚决反对出兵深入。

而范仲淹不但反对深入敌境，又指出了守策的不足，提出了攻防兼备，持重守御的御夏之策：

第一，困绝西夏，迫其求和，是其持重守御思想的最终目的。遍观范氏全集，其间绝无毁人宗庙、灭其家国的长驱之策，即使是在士卒精强、西夏困弊之时也不过是“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已。范仲淹御边之策无论攻守，多留有余地，以便招抚西夏。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上书仁宗，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不行讨伐。庆历元年（1041年），又上攻守二策，提出了一些战守原则，明确将“文帝和乐之德”视为解决西夏问题的最佳方案。

第二，攻不深入、守尚持久是其持重守御思想的基本原则。范仲淹虽明确反对在将愚卒弱、边防颓败的情况下大举深入，但他又不是一味拒绝进攻，只言守御。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上书仁宗详细论述了其“攻其近者”的战略构想。

同时他认为仁宗“彼无骄动则我不侵掠”的命令甚为不当，易使诸将战时失机，应赐密旨，予将临机之权，相互牵制，伺机而动。

至于守御，范仲淹则侧重于解决如何长期固守这个问题。在范仲淹看来，要想有效地抵御西夏的进攻，必须建立有效的相应防御机制，概括地来说，就是以屯田为固守之本，以城寨为进退之基，以土人为战守之兵。

对于长期守御的困难，范仲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两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后勤补给方式出发，指出抵御“夷狄”的最大困难之一，便是后勤补给困难，若战争旷日持久，则国力必竭，四海枯槁，必然导致严重的内部危机，从而动摇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

范仲淹认为，要解决这一难题，则需效法古人，从历史中寻求答案。

他认为解决后勤补给困难的最佳方案便是屯田，同时范仲淹还将屯田与用土兵结合起来，若用弓手、土兵守御边寨，且土兵勇悍，父母妻子皆在寨中，又“重田利、习地势”，兵饷又少于东兵，以土兵屯田不但可以解决后勤补给的困难，又能得到一支廉价的强兵，可谓一举数得。

要建立完善的防御机制，除用土兵、兴屯田之外，范仲淹还认为，必须广修城寨。城寨在范仲淹持重守御的御边之策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城寨不仅仅是阻挡西夏骑兵长驱直入的屏障，保护边民的壁垒，更是宋军“攻其近者”的倚仗，故其自主西边军政以来，便广修城寨，这些城堡的修建，不仅完善了当地的防御工事，也成为范仲淹稳定边疆局势的基点。

第三，安边、实边是范仲淹持重守御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范仲淹看来，仅仅注重军事方面的攻守还是不够的，要想稳定边疆局势，必须安抚因战乱逃亡的蕃汉百姓，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以便恢复北宋在边疆地区的统治秩序。

宋夏战争期间，西夏屡败宋军，四处掠劫，导致北宋边境地区城池颓败，人民流离失所，更有大批蕃汉人户为西夏掳走。

为安抚人心、稳定边疆局势，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四年，先后上书仁宗“乞出内帑物帛收赎陷蕃汉户”，招抚因西夏钞掠而“散处黄河东涯”的三千余户蕃汉人户，入居麟州。

针对边疆地区人民生活困难，又于庆历五年，奏请复秦州博易，于麟州创置榷场，试图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蕃汉百姓的收入，减少朝廷的开支。

范仲淹御边三年，初步扭转了战争初期宋军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解决了边疆地区混乱的局面，元昊虽屡战屡胜，却不能长驱直入，至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终因国力不支，向宋求和，范仲淹迫和西夏的策略得以实现。范仲淹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能发挥如此之大作用，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条原因：

第一，思想的现实性。范仲淹作为宋代大儒，其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可谓不深，而北宋“三冗”严重，军力虚弱，边疆问题严重，根本没有长驱破虏的实力，强调一统天下的传统“王者无外”观显然不适合解决现实问题。

所以，范仲淹虽以“万邦同式”为理想，却在实际行动中仅以息兵止戈为最终目标。自古北骑南步，少数民族长于野战，不善攻城，汉族步兵长于守城，劣于野战，故范仲淹忍“懦弱”之名，固持守策，以城池为依仗，步步为营。这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思想认识，为范仲淹成功地巩固边防、抵御西夏提供了先决条件。

第二，仁民爱物的治边之道。范仲淹治边，不仅砺将练兵，还关注边地百姓的安危，他以恩信仁义待蕃部，饥则食之，困则济之，百姓失所，即筑城招纳，家人离散，又上书请赎。

这些零星小事汇聚成力量巨大的民心人心，成为范仲淹成功御夏的牢固基础。范仲淹去世，“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便是他仁爱边民所获之最高赞誉。

第三，得到了宋仁宗的大力支持，有了付诸实现的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大臣的思想再正确，如果得不到帝王的支持，他的思想也只能成为自我欣赏的思想。范仲淹自御边以来，颇得仁宗器重。

即使是仁宗下令大举伐夏，范仲淹固持守策，拒不进兵，朝臣弹劾，仁宗亦不加责惩，后进讨失利，仁宗更是倚为良将。后范仲淹上陕西攻守之策，仁宗多称其善而用之。由此可见，正是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与支持，才使得他的思想有了实践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