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是民族精神，为教育先驱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局发行了一套《中国民主人士》邮票，其中就有黄炎培，限于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资料一时难以收集，遂将这只知其大名，却不知其何为的大名人，记在笔记卡片上。

直到后来看了《黄炎培传》，方才了此心愿，认识了这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和教育名家。

黄炎培有不少的身份，最少包括教育家、实业家、诗人和政治家，但最为重要的，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何为职业教育，这是在科举制废除后，面对日益兴起的工商业人才 的需求，进行的技能教育，其要旨为：“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做准备。”

其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使没有技能的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变成有技能的人，一方面解决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的生计问题；这就是黄炎培提倡的大职业教育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提倡的职业教育，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空中楼阁，是有着具体方向和操作性强的理论，在他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中，他将这一理念进行实践，效果非常之好。

这不仅完全颠覆了以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知，也是“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主张劳工神圣的宣言。

在这所学校中，读有用之书，为有用之才，他培养了大批企业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创办了实业，成为了老板；为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同职业教育衔接，他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校办工厂，以保障学生们毕业即有工作，在他和同仁们的努力下，建立了中华珐琅厂和中华铁工厂，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又蕴含着振兴实业的目的。

作为中国的教育先驱，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一生都践行着他的理想，让教育为社会服务，为谋生群体的自身服务，也满足个性的发展需要，从这点来说，黄炎培的教育理念，至今都对我们有着启发的意义。

黄炎培，字任之，号楚南，江苏川沙人，即今上海浦东人，所谓炎培者，为我华夏民族培育才能之人也，我不知这是他的原名还是后来改的，如果是前者，那冥冥之中便有定数，我估计是后来改以，以名自励是也。

他家庭应该是很显赫的，因为他家名为“内史第”，这肯定是官宦之家，可能家道中落，到黄炎培之时已是不济，他是随外祖父读书，接受了传统的学术体系，又以松江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这也说明他文才了得。

后来，他入南洋公学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但时间不长，便返乡应科举试，中江南乡试举人，于是，书也不读了，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在家乡办起了学校。

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读了大量的新学书籍，转而成为一位革命志士，为“唤醒民众”而四处奔走，终因鼓吹反清入狱，并被判处决，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的批文到达一小时前，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很是惊险。

家乡是没法呆下去的，他东渡日本，结识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一批反清斗士；但是，他似乎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也许是与同盟会宗旨有嫌隙，一年后便回国，继续从事着他的教育事业。

同盟会

至于为何没有成为与同盟会大多数人一起，武力推翻清王朝，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来拯救民族，因为他看见，日本的教育基础之稳固，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众多的人才，从而支持和满足了日本快速发展的各项需求。

于是，黄炎培坚定了通过开启民智，打好基础教育来救中国之路，矢志不渝地走了下去，并为此贯穿一生，这就如同当年章士钊，回国后便退出了组织，从此不参加任何政党，二人也许是心有灵犀吧。

在黄炎培的努力下，出现了一批职业教育学校，既有小学、中学，也有大学，川沙小学堂、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以及东吴大学和暨南大学等，如春风摧开的花朵，盛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

这也开启了黄炎培以全新的教育理念培养人才的进程，而心怀“教育救国”理想的黄炎培，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为中国教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不完全统计，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有社员3万多人，地点不仅有大中城市，还触及到甘肃和广西等边陲小城，各种职业教育机构遍及城乡，如惠及民众之业绩，功莫大焉。

他是民盟和民建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发起人，也是主要负责人，民国之时，他拒绝做官，不参与政事，袁世凯说他是“予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评价其为“得道之人”，他是国共双方之外第三方势力的象征，也是双方努力争取的力量。

本来，黄炎培一心做着自己的教育，转变他思想轨迹的重要契机，是在1945年，随团同傅斯年、章伯钧等社会名流一起，到延安参观访问，在这里，他感觉一股迥异于重庆的清新质朴气息，精神为之一振，从心底便由衷地感叹道，这里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从此，黄炎培也同共产党走得更近，成为参政议政的最真诚朋友。

毛主席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和蔼可亲，给了黄炎培极好的感觉，瞬间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毛主席的窑洞中，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历史周期率”论断，让主席都大为感慨。

所谓“历史周期率”，其实就是王朝的兴衰史，也是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经历的过程，从开国的盛世，到衰落而中兴，然后再衰落而亡，这是中国封建时期王朝的普遍规律。

窑洞对

经历了大清、北洋和国府的黄炎培说：“这60多年来，听见的先不说，我看到的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对此，毛主席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路子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后来，毛主席又给出了两条路子：一是大民主，二是公有制。一个解决政治问题，一个解决经济问题；后来，人们将二人的对话，称为“窑洞对”。

其实，毛主席同黄炎培的交集并不是从延安开始，早在1920年，黄炎培陪同来华的大学者杜威，作全国进行宣讲活动时便有过一面之交，黄炎培和杜威的学生胡适、陶行知等陪同人员，也时常要上台演讲的。

黄炎培的讲话与众不同，他主要是深入剖析了中国教育脱离现实的种种弊端，同时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推行职业教育，他的观点，引得下面一位青年不停地赞叹，这位听众便是毛泽东。

只是当时的毛主席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青年学生，所以，只能说他认识黄炎培，但黄炎培不认识他，而毛主席在建国后，力邀黄炎培出任主管轻工业的副总理，这肯定是当年听其演讲时的印象，在后来所产生的余韵。

虽然那时的黄炎培不认识毛泽东，但却同陈独秀和李大钊交好，陈独秀不仅支持儿子陈延年办互助社，更是对黄炎培的中华职教社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来黄的住所交流，二人相谈甚欢。

当听到共产党即将成立时，黄炎培立即去北平拜访了李大钊，二人交流了想法，相约合作之愿，并将陈独秀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在自己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而“巴黎康妙恩”，即是巴黎公社，可见黄炎培对共产主义的倾向性还是很高的。

及至后来，黄炎培同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朋友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在重庆同周恩来和徐特立往来甚多，并因此还受到陈立夫的诘问。

他对日本侵略持强硬态度，在国共合作中态度鲜明，一致对外，六下南洋为抗战募捐，多次拒绝蒋介石邀其担任教育总长一职，抗战胜利后，为反内战、争民主，争民权竭尽全力。

各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左三为黄炎培

访问延安后，他发行《延安归来》一书，为国统区民众认识解放区作出努力，他领导的政党，是共产党争取民众支持有力的同盟军。

毛主席从西柏坡抵达北平后，在众多要会见的民主人士中，第一个接见的黄炎培，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中，二人对建国方略及大政方针，作了深入的交谈，这次谈话，也奠定了黄炎培在新政权中所担任的职务。

对此，黄炎培打破了自己一贯的不当官戒律，担任了分管轻工业的副总理，而毛主席对他是非常重视，二人通信就多达百余封，而且多为毛主席的亲笔信，还经常约他前去商讨事务，甚至将他在睡梦在唤醒，接去中南海面谈。

1965年底，在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前夕，黄炎培在北京去世，终年87岁，不知是他有预感还是天命如此，上天对黄炎培还是很眷顾的，没有让他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看到让他失望的一幕，甚幸，甚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