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政治家，但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大文豪。

苏轼与王安石

1069年，深得宋神宗信任的王安石，开启富国富民强兵之变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此话振聋发聩，给力求改变积贫积弱现状的皇帝打满了鸡血。只是王安石是一个理想家、理论派，如果碰上李世民和雍正这样的雄主，一以贯之强力推行新法，有一帮贤良打下手能不偏不倚地从朝廷到地方落地执行，变法或有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王安石太自信了，这个博闻强识的大儒太自负了。他不会团结司马光、韩琦等大佬，一顿操作猛如虎，把朋友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王安石安排的下属办事不得力，变法执行歪了，国家是富了，百姓却越过越穷了。苏轼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作为地方官清楚新法利弊，文人风骨的仗义执言却得罪新党被贬。

这个砸缸的小朋友就是王安石的对头——司马光

宋朝是士大夫最宽容的朝代。朝廷大员混不下去了，就外放地方避风头。王安石变法之后，却因政见不同引发党争。新旧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得国家上下鸡飞狗跳，外放手段连连突破下限，最终酿成灭国之祸。

从南宋至明清，许多历史名人认为王安石是奸臣，堪比王莽、贾似道，熙宁变法误国害民，重伤国之根本。靖康之难后，宋徽宗第九子赵构衣冠南渡，历尽艰难险阻，延绵赵氏国祚。倘若宋高宗把靖康之难根源归结于父兄昏庸无能、贪图享乐，则有失皇家颜面和正统地位。如果把锅甩给王安石、蔡京等变法派，乱祖宗法度，致朝廷分裂，仿佛就十分合理了。

宋徽宗时期权相蔡京，他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且人品无可挑剔。若王安石变法改变北宋，富国强兵成就继隋唐后大一统宋王朝，王安石又何止比肩商鞅和张居正，搞不好是孔夫子之后的圣人？以结果论，王安石就是北宋王朝一个失败的改革家，并对北宋被金国攻灭有着极大的责任。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文人，苏轼和李白光芒四射。

李白和苏轼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是文坛的宗师级人物，但苏轼是唯一能与李白争辉的文学巨匠。

相比李白在政坛的碌碌无为，甚至晚年还卷入永王之乱，流放夜郎。苏轼任地方官是做了不少实事的，兴修水利、创办医馆、兴办学堂，还是一个幽默诙谐、贪吃爱玩的乐天胖子。有人说苏轼是骑墙派，一会反对王安石的新政，一会反对司马光的旧制，两面不讨好，这才一贬再贬，甚至流落到了海南，常靠弟弟苏辙保命。我反而敬佩苏轼的磊落，不贪位，在其位谋其政，敢发声，这恰巧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极其罕见的品质。他完全可以洒脱的活着，以文坛宗师身份喝酒吃肉、吟诗作赋，游山玩水之隙，留下绝世名作。

苏轼（1037年—1101年）

苏轼总喜欢发声、敢发声，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执政。苏轼不怕得罪人，他的洒脱和率真正是新旧两党的镜子。一个朝廷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那么可能会出现两个极致：正确时社会高效运转，发展迅速；错误时国家天翻地覆，陷入混乱。新旧党政相持数十年，你上场时把我流放岭南；我上场时把你流放儋州，手段卑劣毫无下限，政策反反复复，民生多艰。

苏轼

全才式的天才，谈政治是玷污了苏轼。所以王安石只是北宋的，苏轼是华夏五千年的。

最后送上苏轼的一首词：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