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分明，重赏边功

范仲淹跟富弼有着相同的治军思想，他十分注重赏功罚过。

据史料记载，康定元年（1040），鄜州曹司马勋、张式、黄贵等人私自克扣兵将粮饷，范仲淹认为正当军期之际，因饥寒逃亡的兵士数不胜数 ，若再克扣粮饷，军队将难以运转。于是下令将马勋等人处斩。又有虎翼军第九指挥王琼夺人战功。

举贤任能，培养武将

面对北宋“崇文抑武，忌用武人”的既定国策，范仲淹同富弼一样，也主张“文武参用，擢用武将”。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鄜延路任职时。

范仲淹还反复呼吁朝廷擢贤择将，而且力荐、重用一大批贤人、良将戍边御敌、率军作战。他所提拔的武将不胜枚举，如：度量勇敢，实际应变的泾原路部署狄青；忠勇敢战，身先士卒的鄜延路部署王信；足智多谋，善于交际的环庆路钤辖种世衡；以及武力过人，有勇有谋的环庆路钤辖范全等。

这与富弼的取材标准几乎如出一辙范仲淹在御夏期间，发现许多勇猛精干、精通边事的武将，因未曾习读过兵书，缺乏“为将之体”。因此他建议让经略司参谋官员为武将们系统的讲授兵书，讨论用兵策略，让他们学以致用。如名将狄青杀敌十分勇猛，但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于是叫名儒何涉为诸将讲学，“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

范仲淹是富弼人生路上的贵人，私底下二人是知己，朝堂上又抱有相同的主张与抱负。对于范仲淹御夏之功，富弼曾言：“在陕西尤为宣力，公周旋安集，坐可守御，蓄锐观衅，此后世能者未易过也”。对于庆历新政中二人的共事。然而，两人亦是一旦“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更无推避”。

神宗时期富弼经略辽、夏思想的转变

神宗即位后，北宋对夏政策由一贯的消极防御开始向积极进攻转变。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发动变法，其深层的目的是为富国强兵、平定辽夏边患。

在经边问题上，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积极开边，与富弼“口不言兵”的主张形成强烈反差，此时的富弼在对待辽夏问题上因循旧弊，保守倒退。为何富弼前后之政“如出两手”，有“老少之异”？探讨前后差异之原因，对深入理解富弼的治边思想很有必要。

富弼经略辽夏思想的转变

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见富弼询问有关辽的事情。庆历年间富弼受命出使辽，又主持北事，对北边情况十分熟悉，神宗特意询问富弼北边事宜，是想富弼为制夏削辽、重振汉唐旧境献言建策。然而富弼“阜安宇内为先”之言显然不是“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的神宗想要的答案。

息兵养民

熙宁三年（1070）八月，西夏大举进攻环庆路，接连攻下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等多个军事重镇。西夏兴兵动众，号称兵力多者二十万，少者不下一两万。屯于榆林，距离庆州仅四十里，“游骑至城下，九日乃退”。西夏的肆意挑衅使得神宗无法再按兵不动，十一月，韩绛用种谔谋，以兵取橫山。陕西用兵以来，粮草兵力耗费极大。十二月，司马光上书言事。

在奏疏中，司马光先是指出陕西边境流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或佣赁客作，或烧炭采薪，或乞匄剽窃，以度朝夕”，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惟宜镇之以静，省息诸事，减节用度”，而不是兴兵引战。司马光认为，治边之计应为严修边备，等待其入寇，再坚壁清野，消耗敌人，待敌人兵疲食尽之际，将其一网打尽。如今北宋公私困竭、将愚卒懦，贸然对西夏发动战争，万一将来敌骑入寇，府库已竭，民力已困，将无以御之。况且此时“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盗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竭关中之财力兴兵西夏实为下策。

在司马光上疏后，富弼亦上《谏西师奏》针砭时弊。富弼直言朝廷耗费大量兵力财力攻下的城壁，在战争的摧残下早已不过空壘而已，攻下之后还须调兵遣将守御，“切恐未尝所费”。富弼亦回忆庆历年间两使北廷所见，西夏与辽使臣往来密切，彼时已有借兵之意。如今辽疑虑北宋平复西夏后会移兵北伐，辽必然有借助西夏之意，“更或二敌相应，两下起事，即国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间”？富弼认为，趁如今在对夏战事中已获捷报，国威已振，宜令“退修边备，讲守御之策，更俟表里完葺，别图后举，以为万全之计，亦为未晚”。

对于富弼与司马光的劝谏，神宗依然不为之所动，而是加紧了开边的步伐。次年正月，种谔谋取横山，领兵攻取啰兀城，进筑永乐川、赏逋岭二砦；然兵势尚未巩固，二月夏人来攻顺宁砦，复围抚宁，种谔却在绥德城节制诸军，最终堡陷兵败。神宗无奈，只得下诏弃啰兀城。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从徐禧的建议，在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西夏大军围攻永乐城，阻绝了城内宋军粮草与援军的供应，夜半永乐城沦陷。北宋神宗朝自熙宁用兵以来，损兵折将、耗财无数，损失十分惨重。

元丰六年（1083），富弼卒，临终前留遗奏托其子邵庭奏上。遗奏中富弼条陈时政之失，痛斥神宗纳边臣妄议，大举戈甲，竭尽全国之力讨伐西夏，却只伤及西夏皮毛。相反，“彼其得我叛卒，取我兵械，取我金帛、粮食，不可赀数。彼将以其所获，贻遗邻国，借兵求援，以为边患，是反足以增强捍也”。

富弼一再劝告神宗息战养民，廓天地之量，为生民深计，与西夏重归于好，允许其改心归校，归还取得的土地并恢复其爵号，再择忠信仁厚之将镇抚边疆，“申信敌国，使明知则祸患可息矣”。西师之失让富弼十分痛心，他希望神宗能够休兵息民,“悼前谋之失，下哀痛之诏，以慰安民心”，并明辨君子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