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事危机中，富弼针对西事积极建言献策，然而所上疏论大多不被采纳，特别是他在修武备和防寇贼方面的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仁宗的认同。

富弼曾坦言：“景祐元年，尝进文数轴，内《阅将》一篇，颇叙其事。不见省纳，弃为空文”。在《论西夏八事奏》中，富弼提出斩西夏使节、重赏御边有功之士的措施都不无道理，亦表达了其强硬的对夏态度。然而仁宗却采取了募人取元昊首级的做法，实在有失大国风范，富弼痛心疾首，“深为执事者羞之”。

另外富弼虽然提醒仁宗警惕辽与西夏互相勾结，他使辽时态度却十分强硬，可见富弼早期的军事主张和他赞成革新的主张是相呼应的。正是由于先前的建议不被采纳，借着庆历新政的契机，富弼得以将其御夏主张与改革措施融会贯通。

更重要的是，此次改革的主要思想几乎都是北宋有识之士的共识，例如欧阳修和余靖都曾分别于庆历三年（1043）三月和六月上疏朝廷提出“择吏为先”、“重命令”、“赏罚分明”等要求。一定程度上，范、富二人答仁宗诏问是将诸多意见加以系统整理，更大地提高了改革的认可度和可操作性。从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富提出十事疏以来，范、富等人的新政思想大体上被朝廷落实。仁宗十分信赖二人，“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

由于改革触及到了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庆历新政仅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失败夭折。关于庆历新政的影响，学界亦是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庆历新政没能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也没有起到任何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反而还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有学者认为庆历新政对北宋的学风、政风、以及后世的改革思想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诚然，庆历新政并没有对改变北宋积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的后续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作为北宋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庆历新政代表了北宋最高统治者与进步朝官的共同意志，它适应了当时积极求变的形势，打破了宋初以来保守政策下的因循局面。这股革新精神亦向辽夏展示了北宋不再“以久安自恃，不悟边鄙之防”的决心，庆历新政期间泸州的少数民族起义得以平息，而且还册封了元昊为夏国主。由此可见，富弼被“弃为空文”的治夏策略以新的形式在庆历新政中得以贯彻实施，不乏为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为范仲淹御夏提供参谋

范、富二人主持的庆历新政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朋党之论谗言的攻讦下宣告破产。新政虽走向失败，与新政几乎同时进行的宋夏和议却发生了转机。庆历四年（1044），元昊接受夏国主的赐号，庆历和议最终达成。总的来说，元昊对宋和议态度的转变主要由三个原因所导致。一是西夏自身原因。连年战争使得西夏原本就很薄弱的经济难以再承担大规模的战争，西夏境内阶级矛盾突出，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分裂，出现了北宋朝野所期待的上下相困的局面。

二是宋辽和好，辽对西夏施加压力所致。元昊建国后的既定国策即为倚靠辽为外援、联辽抗宋，宋辽议和后西夏对宋关系中的优势便不复存在。三是范仲淹等人对边防的经略，使得北宋的军事防御能力和宋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及时扭转了战局。庆历新政期间，仁宗命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期间富弼就西北边患问题积极出谋划策，为瓦解辽夏合盟、使范仲淹专心御夏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富弼的治夏策略亦为范仲淹御夏提供了参考的范本。

分析河东形势

庆历四年（1044）六月，元昊遣使携誓表表示愿意称臣，但朝廷见辽与元昊发兵讨伐呆儿族，经过河东境外，担心辽夏密结突袭河东，便派遣范仲淹宣抚河东，以谋划捍御河东之策。

富弼根据多次出使河北所积累的经验与判断，向仁宗上《论河东事宜奏》，解释辽必定不会入寇河东，表明“契丹与呆儿族相持事宜，参验得实，契丹必不寇河东决矣”，即使契丹要背弃盟约，“必寇河北，第以河东为掎角之地而已”。

当时范仲淹疑虑契丹入寇，欲在河东发兵为备，杜衍则说契丹必定不来，兵不可妄出；富弼亦认为“彼既不来，是不宜枉有调发，空成劳费”。是年八月，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仁宗仍然担心辽会偷袭河东，下令两府在河东设兵防备，富弼于是再上《论契丹不寇河东奏》，分析了辽军不袭河东的理由，冀望仁宗勿作错误的军事部署。

在此奏中，富弼列举了九条契丹不会攻打河东的理由，有理有据，充分否定了契丹入侵河东的可能性。富弼认为契丹只会从河朔入侵，河东仅为牵制之地。庆历四年（1044）八月，富弼上《论元昊所上誓书奏》，认为与西夏议和将放松元昊对宋的警惕，使之尽全力与辽契丹争锋；范仲淹也紧接着上疏表示“今西戎骄吝，不足与争，但名体已顺，余可假借，以成和好”，建议先促成和好，再加强武备、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強，以待四夷之变”。

契丹虽不入寇，但其虚张声势迷惑北宋，表明其未必无心。如若北宋操之过急，发兵备之，则刚好正中契丹下怀，给敌人提供了攻打河东的理由。富弼正确分析河东形势，使得范仲淹在御夏过程中避免因误判而作出错误决策。

提供武备措施

范仲淹在御夏期间，基于宋军的劣势，即边防力量薄弱，武备不堪一击的情况，制定了积极防御战略，采用攻守结合的战术，选将练兵，加强武备。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致力于提升宋军的战斗力，增强边防实力，以稳固的防守逼退西夏的入侵，这些都为宋夏议和提供了有利条件。范仲淹在御夏实践中采取的武备措施，与富弼先前提出的御夏策略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